仇英的《右军书扇图》
文/陈铭
《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为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这段文字记述的是“书圣”王羲之见一位老妇人所卖的竹扇简陋，难以换米度日，顿生怜悯之情，书扇以扶贫济困的故事。这个故事成为后世许多画家钟情的创作题材。明代仇英曾多次绘写《右军书扇图》，传世的有两幅，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云南省博物馆。这两幅人物画题材相同，笔墨韵味却相异：前一幅是“粗笔”写意，萧疏简远；后一幅属于“细笔”，精致妍雅。这里所欣赏的便是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细笔”风格的《右军书扇图》
此《右军书扇图》为绢本设色，纵145厘米、横74厘米，描绘了王羲之为老妇人书扇后的情形，将不同人物的身姿、动作、表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仇英出身于社会底层，文化根基较浅，故画上一般不题诗文，有时甚至不署年份，只题名款。该作便是一幅未署年份的作品，因此我们无法准确获悉此画作于何年。但根据画中的笔墨特征可以推测，这幅《右军书扇图》应是仇英步入中年后，画风已臻成熟时期的佳作。
青绿色调是仇英山水画的重要特征。他的青绿山水取法南宋赵伯驹、赵伯骕和刘松年，继承南宋“院体”风格并加以发展，又融入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工致而有灵气，艳丽又不失清雅。该《右军书扇图》便体现了仇英青绿山水的主要特征。此画将人物与山水融于一体，山崖的线条刚劲有力，近山陡峭，远山隐约；崖壁、坡石敷石青或石绿，远山、石案等设色浅绛，色彩浓淡相宜，不躁不俗。山谷间雾霭连接云天，缥缈无尽，境界幽远。两株以“双钩法”绘成的古松根植岩隙，树干相互交错，虬曲盘旋上展，枝叶疏密参差，显得苍翠坚韧。全图布局巧妙，匠心独运。画家将青山和古松作为背景，映衬王羲之的高士风尚。虽然人物位于画面下方，所占比例较小，却是此画的重心，也是用笔精细严谨之处。画家汲取了南宋马和之、明代周臣和元人技法，并将其融会贯通，令人物造型精准、气度清朗。溪边弯腰洗砚的童子被塑造得生动逼真，显示出画家非凡的艺术造诣。人物形体、衣服的线描，工细劲健、匀称流畅。画中人物个个身穿白衣，与山石的青绿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显得格外醒目，又富有装饰意味，透出古雅的气韵。人物均眉目传神：老妇人手提装着扇子的竹篮站立不动，脸上露出疑色；王羲之目视老妇人，正以眼神宽慰她放心去卖扇。精致入微的刻画，既显露出王羲之书艺的高超绝伦，又展现出他不计门第悬殊而出手相援的人间真情。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明正德年间移居吴县（今苏州）。他工匠出身，早年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靠卖画为生。他年轻时即显露才华，得到周臣赏识并被收以为徒，结识了姑苏诸多名家。中年后，他曾客居鉴藏家项元汴家中观其所藏画作，临摹了大量古代名作，所临唐宋名画让人真假难辨。仇英山水、人物、花鸟、楼阁界画，青绿、浅绛、水墨，无一不能，无一不擅。其中以山水、人物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虽然他英年早逝，但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加上勤奋刻苦，遂有《汉宫春晓图》《桃源仙境图》《莲溪渔隐图》《剑阁图》《清明上河图》等众多佳作传世。
出身寒门的仇英，凭借着天赋和勤奋跻身“明四家”，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奇迹。文徵明称其为“异才”，并感慨道：“见仇画方是真画，使吾曹有愧色。”董其昌也说仇英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文徵明）、沈（沈周）亦未尽其法”。仇英是位全能画家，写实“落笔乱真”，功力“无愧古人”，故文、董之说当非虚言。他的许多传世名作曾被诸多名家临摹。现代画家张大千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一幅摹作上自题：“予旧收得其（十洲）八尺堂轴《老媪乞书图》，神妙真欲令刘（松年）、李（唐）失色，何论戴文进、吴小仙辈！”由此可见，仇英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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