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传统小说“谱系”应该从何处入手呢？曰：主要从文体认知与文本考释入手。“考释”，顾名思义，即考证与阐释，兼取两种传统治学方法。小说文体之“名”是对小说认知观念的命名，文法之“名”是对小说文本审美感性的命名，二者的具体表现即为小说文体文法“术语”。法国布尔迪厄说：“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事物存在的权力。”[1]小说术语考释就是要从根本上挖掘小说本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当下，谭帆先生挂帅的团队以“梳理中国小说文体谱系”相号召，其阶段性成果《中国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颇具造诣。
其一，该书做到了厚积薄发，有的放矢。谭帆先生于20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强调小说本体研究主要在于文体与文本，成为这项研究的纲领和资料基础。关于研究方向和目标，他们这样说：“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的本体存在为出发点，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形态及各文体类型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勾勒出古代小说文体的体制规范和艺术构造方式、形态的渊源流变，同时从小说文体理论、创作与传播、雅俗文化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等多角度对小说文体流变进行全面的综合融通研究，揭示文体发生、发展流变的原因与规律。”“在研究思路上，我们回归中国小说史发展的本土语境，以小说文体术语的解读为切入点，尽可能地还原中国小说的独特谱系。在理论上采取原始要终、追本溯源的方式，力图完整呈现每个术语演变过程中的原貌；在史料上试图涸泽而渔、一网打尽，既为术语的解读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佐证，也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参考的线索。”[2]后来，他又于《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一文提出了这项研究的着力点：“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认为，小说文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许还需解决三个问题：‘细化’、‘深化’和‘本土化’。具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应着重处理四种关系：‘中’与‘西’的关系、‘源’与‘流’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和‘内’与‘外’的关系。”[3]基于这些思考和规划，阶段性成果《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便应运而生。
其二，该书发扬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序》）学术传统。我们知道，“命名”与“释名”是中国传统重要的学术之道。汉末刘熙作《释名》即用先秦以来传统训诂方法之一的“声训”来探求事物典礼命名的本源。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所提出的文体研究方法是“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承此古老传统，《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绪论”部分以《术语的解读：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和《文法术语：小说叙事法则的独特呈现》两篇专论为压轴，详细分析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术语和文法术语的基本情况和价值，可谓全书的行文纲领和指导思想。“正文”部分由上下两卷构成，共考释了27个在古代小说史上影响深远的小说术语，包括“小说”、“志怪”、“寓言”、“稗官”、“笔记”、“传奇”、“话本”、“章回”、“说部”、“稗史”等15个小说文类、文体术语，“草蛇灰线”、“羯鼓解秽”、“狮子滚球”、“白描”、“章法”、“绝妙好辞（词）”等12个小说文法术语。尽管每篇考释并非出自同一人，但均注意考镜源流、梳理内涵、抉发意旨、评判价值，体例大致相同。如，关于“演义”这一术语的考释同样做得很到位。在“明其特性”方面，指出“演义”一词非始于白话小说，并将“演义”分成对义理之阐释的“演言”与对史事之推演的“演事”两个系统。
明代以来，白话小说繁盛，“演义”便由《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小说逐步演化为指称一切白话小说，而其特性即在于“通俗”。“通俗”是“演义”区别于其它小说的首要特性。在“辨其源流”方面，指出“演义”既以通俗为归，则其源流亦应有别。进而通过引用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的记载，指出以“通俗”为特性，以说话为源头，以“教化”“娱乐”为功能是“演义”的基本性质。最后得出结论说，古人从“特性”“源流”“功能”角度辨别了“演义”（白话小说）之性质，其义例、畛域均十分清晰。[4]再如，在关于“说部”的考释中，指出其与“小说”之名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特点，其指称之对象亦复与“小说”相类。在考“源”方面，该书指出其肇始于刘向《说苑》和刘义庆《世说新语》，至于其名称则较早见于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而后对这一术语应用的头绪又做了如下梳理：明人邹迪光撰《文府滑稽》，其中卷九至卷十二亦名为《说部》；至清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主编《古今说部丛书》十集六十册，乃蔚为大观。近代以来，“说部”专指“通俗小说”，王韬《海上尘天影叙》云：“是书兼而有之，可与以上说部家分争一席，其所以誉之者如此。”[5]这种既追踪术语名实，又考镜源流的做法，使得我们较全面而清晰地认识到“说部”这一术语的内涵和本质。由此可见，《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一书学术章法和写作笔法之严密。
其三，该书力求条分缕析，富于创新。整体而言，它能分而论之地考释每个术语，均言必有据，言之凿凿；若将经过考释的各个术语综合起来看，则足可分别成为一部小说文体理论史和小说文法理论史，当然可以视为一部较为严密的小说文体“谱系”。我们以往接受鲁迅等人的看法，通常认为中国小说如同西方小说，均起源于神话。而经过谭帆等先生的梳理，结论却是：中国小说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说”，而在这一“谱系”中，“子”“史”二部是中国小说之渊薮，也是中国小说之本源。“小说”既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即其自身有一个明显的演化轨迹；但同时，“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各子概念之间常常“共存”。[6]这就改变了过去单线或直线演进或变迁的印象。再如，我们一向认为中国小说的本质也如同西方小说，在于其“虚构性”和“叙事性”。但经过谭帆等先生一番梳理，结果却是：中国小说糅合“子”“史”，又衍为“通俗”一系，其中维系之逻辑不在于“虚构”，也非全然在“叙事”，而在于中国小说贯穿始终的“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7]至于中国独有的“笔记体小说”，通过一番考释和梳理，谭帆等先生也做了较为精要的概括：这种小说文体以记载鬼神怪异之事和历史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题材类型，其价值定位是“资考证、广见闻、寓劝诫”，其写作姿态是“据见闻实录”，其篇章体制则是随笔杂记、简古雅瞻。根据一番系统全面的梳理。该书认为，将中国小说之特性定位于“虚构之叙事散文”，以“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作为中国小说之“谱系”，并不符合中国小说实情。[8]另外，该论著还注意从术语角度审视中国小说文体，并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小说之文体构成和文体发展；且从价值层面指出各种术语也显示了小说文体在中国古代的存在态势，那就是“重文轻白”、“重笔记轻传奇”，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晚清。[9]根据这些创新论断，我们不仅较为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小说文体之不同于西方小说文体，而且对整个本土小说轮廓和“谱系”也有了大致印象。
《中国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是海内外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整理和研究小说文体术语的论著，将对中国小说文体研究、中国小说史研究和小说理论批评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为当今的文艺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这部论著还只是这项宏大工程的一部分或初始阶段。我们期待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以“还原古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为出发点的后续研究早日顺利问世。
[1][法]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2]谭帆、王庆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3]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4]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62页。
[5]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227页。
[6]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7]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绪论第7页。
[8]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9]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绪论第13页。
选自《中国小说文体之“谱系”梳理及其学理化战略》，载《求是学刊》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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